上周报社要求大家把各自的休假计划都报上去，说是要大力推行有规律的例行休假制度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对这个说法在意过。过去工作这几年，我除了生病就没正式休过任何假，原因，说实话，还多少在于我的敬业和对工作负责的态度。部门人手有限，大家都很忙，你要一休就得特麻烦别人来顶着，其实真不太好意思那样，好象自己甩手自己应做的给别人似的。

 

不过这回我绝不放过这机会了，因为这周险些又要写吐了。里外里要有四个版，我啥也不能说就抓紧时间写呗。咱能力不行，勤能补拙吧，赶的我是昏天黑地，蓬头垢面，周末泡在办公室，晚上加班到凌晨。工作以来，这应该是第二次这么大量一次来了。上次应该是两年还是三年前，创下了我的最高记录，一个人做六个版。但这回依旧新创造了个人单篇文章长度记录----本着生怕长度不够给排版同志带来麻烦，我把崔健的访问愣是写到了106.41厘米长，放到word里有足足四页呢。我实在需要break，但不是break down。

 

说实话，工作这东西让人很难把握。还记得那次做六个版的时候，忙到甚至快通宵。不能跟别人说话顾不上关心身边的人，现在看来很忽略了一些比工作更重要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到中午才起来，洗个澡后才来到办公室，突然收到一个姐妹的短信让我开他们的车送他们去机场出发旅游去。就当出去转转，我说行。路上带搭不搭地羡慕他们几句，然后又说我怎么能那么忙。是啊，好多朋友都开玩笑说这报纸快成我办的了。我突然说道，我恐怕是不多的人里最先感受到北京这次降尘的人了。因为那天早上我两点才回去，走到宿舍门口的台阶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层均匀的黄土，上面有几个脚印，就象刚刚落到地上雪那样。但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就如我面对很多从没想到或经历过的事情时总会有点不明就里。

 

到了机场，死党还在开玩笑，说他们车太脏了，都不好意思开。临了说储物盒里还有零钱，够我回去高速费了。骗人！我在快到收费口排队时侧身掏出钱来一看，只有6，7张一块的。我掏出自己的钱包一看，顿时紧张起来。早上洗澡完换了衣服，包里就剩几张皱巴巴的块毛钱。我边往前挪车，边低头数钱，万幸啊，总共凑起来有13快多。够了！松了这口气后，又发现许久不开，人家竟然有点不适应手档车了。哼，等我休假的时候，也让他们送我出发。还有，这次回来要给我带纪念品！

大家在工作中都难免要协同共处，互相偶尔帮个忙什么晤的，这还是比较平常的，但要领导出来站出来救场的情况毕竟是少数。有意思的是，昨天下午我就头一回碰到了。

 

在出发采访崔健前，我们的执行主编说他，以及报社高挑的菲律宾籍的图片设计大拿要一起去看看，加上体量庞大的摄影，我们整个一超重级采访小组，这样的采访规模在我工作数年里还是颇为罕见的。领导亲自督阵，对我平和随性的采访风格是个考验啊。好在我还有极强的镇定，不就问几个问题嘛，我有我也能。到了约定的CD Cafe，发现崔健正在接受一外国记者的采访，就等呗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他走过来，我们说咱就跟这吧。

 

宾主一行落座后，崔健的那个女经纪开口了，咱们主要围绕音乐，不说电影的事。有没有搞错？！我被告之是来采访他的新电影的，准备的有限几个问题全跟电影有关，音乐的事我不懂，也没什么想问的。这不晾我吗？好，我坚持着以电影为什么暂时不拍的问题开始了采访。崔健很大气地说，有点问题没准备好，好了就拍。回答的字数不比我的问题字多。完了之后，我就感觉懵了，电影不能说，摇滚乐的事又不大懂，临时挑话题也不专业，让人家看出咱露怯多不好啊。他也略略看出了我的窘迫和不经心，眼睛也一翻一翻的。气氛瞬间有点尴尬。

 

这时，真正的救场英雄出现了。我们主编开始问起了有关音乐的问题，尽管他也没准备，本就想来看看真人的。好歹有个上道的问题，崔健也比较客套地开始回答了。咱不能彻底败下来啊，我掏出MP3，调到录音状态放到桌上，然后摊开笔记本做做笔记状。开始还能记下些重点，但崔健说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型的，再加上犯困，我就不记了，把拿着笔的手放到嘴边，显的很专注，象个有经验的记者，顺便也能挡住想打呵欠的嘴。

 

毕竟是没准备，主编同志问了几个问题后也开始有点没话扯话了，我在旁边看着既难过也心急啊。我脑子里快速地运转，希望或者从他的回答或者我的思考里能找出个问题来接过点话来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感觉我就是不想找什么问题出来，反而就想这样有点隔岸观火地看，唉，真是不太道地啊。接近采访的结尾时，我终于发话了，咱得找补回来点啊。我啪啪甩出了三个还是四个问题，崔健全都轻描淡写地几个字就回答了。好，最后，我说你能简单总结下你最care的是什么吗？崔健毫不示弱，三句可简略成吃好，爱好，活好的答案结束了本次突如其来的采访，然后开始去摆pose照相了。

 

其实，崔健到不是什么特有架子的人。去年朝阳公园法国电子音乐节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他就在我不远的草坪上卧着。摇滚乐诞生在美国的休斯顿，底特律这些曾经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城市，天生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用来发泄，反抗的工具。现在中国摇滚乐的现状不景气，排除政治因素外，不外乎两个原因，要么摇滚乐手们自己被招安（主动或被动）了，要么广大工人阶级不再有那么强烈的不满了。这，我觉得没什么可问的。还好，崔健在坚持自己理想的同时也按照他说以“活人不能被尿憋死”的态度来面世。大家还能要求什么呢？而我到是应该向该出手就出手的主编同志致个敬的。毕竟,救场如救火.